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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撤资和制裁,巴勒斯坦人民何由暴力走向和平抗争

以色列逾半世纪的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不但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渐渐缩窄,就连抗争手段也虚耗得所剩无几。过去,巴勒斯坦由正式的军事冲突,到援助非政府组织的发动...

以色列逾半世纪的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不但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渐渐缩窄,就连抗争手段也虚耗得所剩无几。过去,巴勒斯坦由正式的军事冲突,到援助非政府组织的发动恐袭,再到上书联合国控诉以色列的霸凌行为,都不见得可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的规范,还巴勒斯坦人民应有的基本人权;反而,以色列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更以“拖字诀”,以换取更多时间吞并更多土地,好让终极谈判时能拿出最佳筹码,迫使巴勒斯坦人民接受失去大片领土的现实。

在国力极不对等的局限下,巴勒斯坦人民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已难奢望国内法和国际治理机构能够解决。但与此同时,以暴力来唤醒国际社会的关注并非良策。既然常规的政治手段已无力扭转不公义,那么由民间自发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又可否以合理、合义的抗争手段,解放巴勒斯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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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处求生的民间政治力量

由战争、恐袭再到谈判,这半世纪以来的以巴衡突,几乎可都说是按这逻辑运行。但以色列以大欺小,巴勒斯坦国的现况可谓人间炼狱。由700公里长的种族“隔离墙”(以分隔西岸和以色列)、到以色列国会去年正式界定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国家”,把阿拉伯裔族群贬为次等公民、再到强抢土地的定居点政策,巴勒斯坦人长期所受的屈辱,绝非能够无视的人道灾难。

可是,上世纪的经验早已证明,针对以色列人所发动的恐袭不但无助巴勒斯坦人民唤醒世界的关注,更会令以色列用更横蛮的武力回应,最终也只激发两国民众的敌对仇恨,惟仰赖联合国的介入和国际法却又不见得有何实际作用。事实上,以色列多年来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谴责,当中的违法行为可分为四大方面:一是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二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回乡权、三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人权、四是圣城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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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色列对联合国威权的鄙视,可见于去年以色列成为联合国中,受谴责次数最多的国家——当中有侵犯人权、在非法占领的土地上定居、继续占领东耶路撒冷,惟以色列却置若罔闻,冷待外间的批评。既然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联合国又因其大国政治的运作逻辑处处受制,巴勒斯坦人民还可靠什么力量来寻求公义呢?2005年,英国有社会运动组织开始倡议一项全球民间政治运动,目的是要透过抵制、撤资和制裁,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当局停止占领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尊重各族群的平等权利,并落实巴勒斯坦难民的归乡权。

那么,由下而上、发自民间的政治运动,其成效又如何呢?虽然以色列国会的报告曾指出,BDS运动对该国的经济并无实质打击,但也别忘记,整场运动的本质不仅是依靠民间经济力量,改变以色列的国策,而是把难以伸张正义的议题推向全球,提升关注度,集结民间力量,从底层影响一国对以色列的外交立场。就此,不论是美国研究协会支持对以色列学术活动的抵制,或是荷兰养老基金巨头PGGM撤回了对以色列五大银行的投资,虽然这些自发行为短期内难以立竿见影,但亦能影响民心,争取国际舆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由下至上迫使不作为的国家有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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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是暴民政治,还是最后吶喊?

撇除上世纪南非的成功例子,现在实在难有一场民间的政治运动可予比较,但这种新兴的全球草根政治运动,其实也不乏反对者。例如,小说《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就表明,她希望“看到以色列政府为其不公和野蛮行为负责惟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与以色列的文化和学术界断绝联系”,影响学术和文化自由交流;而历史学家利普斯塔特则认为,BDS运动的核心是反犹主义,试图毁灭以色列,针对的不单是政权,而是每一位以色列的公民。

不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要是以巴冲突的问题能按法律解决,相信BDS这类全球公民运动也难成气候,而以色列的殖民大计也会在“法律允许”下畅通无阻,故BDS的“合理性”才是判断是非的面向。总体而言,BDS运动的合理性首先是建基于170个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对行动的明确呼吁,绝非武断,而是有广泛的民意共识;其次,运动倡议以非暴力的抗争来维护公义;再者,BDS以恪守国际法为目标,即当以色列重回正轨,结束不公义政策之时,BDS运动也会随之结束。

虽然上述BDS的合理性不能解答罗琳和利普斯塔特的质疑,但以巴冲突早非政治问题,而是渗透到文化、经贸、宗教等泛筹的全方位社会对立。如同上文提及,不论是现行的国内法或是联合国决议案,两者皆无法阻止以色列的暴政,故BDS运动应可视为最后抗争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否则所有政治亦只会是一场无视公义和原则权力游戏。

另外,虽然BDS运动的“伤害”对象是为以色列举国民众,而国际法上他们绝不需要为该国的行为付上责任,但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他们在非法吞并的土地展开经济活动,即使没有违反法律,所赚的收入也是不义之财,故对他们施以抵制、撤资和制裁,也是按照非暴力和比例原则落实,务求在追寻公义时,将潜在的伤害局限在经济损失,而非兵戎相见的性命损失。理论上,政治问题就应以政治解决,但当所有拨乱反正的渠道都失效,巴勒斯坦人民除了屈辱地接受现况,也只能靠着微弱的BDS运动为他们平反、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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